共读兰亭

教堂的钟声低沉

原野的积雪满是泥泞

愁苦的天空乌云翻滚

伏尔加河在远处沉默冰封

白嘴鸟飞来了

这些可爱的小精灵

大地开始变得生动起来

侧耳倾听,春天的脚步近了

这幅画是俄罗斯著名画家萨符拉索夫(1830--1897)的代表作,他是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风景画的奠基者,他也是一位美术教育家,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俄罗斯风景画家,如列维坦等。

他的画作最大的特点是风景中的抒情和叙事，例如这幅著名的《白嘴鸟飞来了》。

白嘴鸟是俄国特有的鸟，涅克拉索夫有一首诗，有这样一句：“晚秋时候，白嘴鸟飞去，树林落光了叶子，田野一片空寂......。”

所以我想，当白嘴鸟回来的时候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（思南路的现代与怀旧）

一月十八日是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
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小年似乎不会被人们拿出来隆重一下的，跟平时无甚两样。

马路上，步履匆匆，各自奔前方赶路，电动单车甚至闯红灯。

上海的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特别多，跟北京不同，北京市里是限制摩托车的。

那些急匆匆的步履，不是去追赶这个节日，不是。

我一点不急，沿着复兴中路慢悠悠地由东向西走过去。

路过旅游者们特别感兴趣的新天地，继续西行。

前面是重庆路，高架桥沿着重庆路南北走向，而我朝西去。我望了一眼重庆公寓，那里曾经居住过史沫特莱，这个名字当初在延安很响亮的。

不远了，路北是米丘林公寓，很奇怪，我不知道，这里跟米丘林什么关系，难道住过苏联农业方面的专家？

（孙先生故居陈列馆前）

思南路，方向是南北走向，与复兴中路相交，往北通淮海路，这条街过去称马斯南路，是一个法国人的名字。

右拐，不远处就是香山路七号，孙中山故居。

故居陈列馆前面，有一座孙先生的铜像，他端坐在椅子上，目光严肃地凝望前方，凝望着未来。

门票20元，不知为什么，其他博物馆是免费的，来瞻仰孙先生却不免费。

（  馆内孙先生坐像）

我感兴趣的是倾听孙先生演讲录音，他带浓重的广东口音，管“是”叫“系”，管“人民”叫“银民”。

但是，我能听得懂，听了一段，关于三*民主义的重要意义。

恰好，在上个周末，台湾选举下届总统，国民党的马英九赢了。

李贵君油画欣赏

 李贵君，48岁。`

中年写实油画画家。

他被誉为当代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他的作品简洁，唯美，富有浪漫气息，并被认为是现代城市女性美的最好表达者。

我曾经在过去的博文中介绍过他。在此，集中了他更多的资料，供油画爱好者欣赏与品读。

李贵君的作品是对青春做诗意的表达，他力图用优美的介质来唤起人们的共鸣。

在他身上，汇集了古今中外的杰出画家，最为大家熟悉的应该是拉菲尔前派那些人。

他们对光线、对质感、对仪态万千的女人的钟情，让人看到写实绘画作为一种感性的载体如何让美感落实在一株草、一片云、一种情态、一个场景，一段故事之中。

在李贵君的作品里，不仅延续了这种感性的敏锐，也通过久经锤炼的写实功夫开拓出“她与她们”的命题。 李贵君画里的她或她们基本上足不出户，总是栖息在房间的某处。她们偶尔流露出思绪飘扬的神情，多数时候会凝视观众，像是企图弄懂画框之外所发生的事情。

她们不是客观的照相，她们是笔触，她们是造型，她们是画家的幻像，她们是能与我们交流的人，她们是我们的镜像，她们是被抽掉时间的我们，她们是我们的隐喻……她们是画家的创造。

每个画家表达的内容绝对与他的生活方式及自身的个性是一致的。

他说，我有一种追求完美主义的倾向。我感觉当人的角色去掉社会化成分的时候，留下的是真实的自己。我常画的是一个女孩子在封闭的环境中的自然、沉静、平和的状态，这与当代艺术中的某些浮躁有着本质的不同，是可以让你认真细致阅读的，就像身着正装进入音乐厅聆听古典乐。在一个优雅的外表之下，你细细体会她丰富的情感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巴金先生的。

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块丰碑，坚守了百年。

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:

谨以崇敬的心情向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，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---巴金先生致敬！

巴金先生故居的门厅，我注目观看了先生许久许久。

至今还记得阅读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时的激动，他全面深刻地书写了当时一代青年人，在封建牢笼桎梏下的林林总总，或屈服，或挣扎，或反叛，他们对理想的追求，一直传承下来，黑暗依然存在，突围就不会停止。

他说，我不配做一盏明灯，那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！

他燃尽了自己，给我们后来人举起一个光明的火把。

武康路，过去叫福开森路，幽静而美.

从地铁10号线上海图书馆站出来，那里是淮海西路，高安路和湖南路的交汇口。

沿湖南路走过去，这是一条不太长的路，路边栽满梧桐树，路过赵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，就到了武康路口，把角是一家门脸不大的地产中介，我问了一下，巴金故居怎么走，年轻人告诉我，向右拐进武康路就到了，很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刚刚落成不久的故居门前，来参观的人不是很多。

确实，走进武康路，第一家就是武康路113号。

铜牌上刻着：巴金故居。很新，冬日的阳光斜照在上面，闪着明亮的光辉。

参观的人不多，很快进入故居，房间里不允许拍照，只好借用朋友博客上的照片，来展现故居里面的景象。

这是一座三层的灰色洋房，在房子两侧各有一座配楼，还有一片不算小的花园。

兰亭序语：

不知从什么时候，中国人丢弃了优雅的姿态，以烟火与俗气标榜为革命和进步。

那时，女人烫各式各样的卷发，搽着口红，配着耳环项链，男人穿西服，系领带或者是各式唐装，十分得体．

难道这有什么不好吗？但却被标上了资产阶级的符号，这样的照片都被深藏起来．.

以至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全国人民一水儿的蓝的灰的制服。

八十年代末期，我们一行八，九个人去瑞典参加一个会议，全穿着北京红都服装店制作的灰色人字呢大衣，戴着鸭舌帽，一个瑞典青年尾随我们，从饭店到地铁，又从地铁到马路上，我们奇怪了，翻译问他，你要干什么？他说，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？我们说，我们不是军队，是技术交流代表团。他不解，为什么你们穿一样的制服？

真遗憾，中国在上个世纪，从着装上，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，不知人们的内心与修养又是怎样？

*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作者：项丽敏

有些年头了，那两把竹椅，在老家堂前一小片斜照里泛着油红的光，静默安然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在尘世里过了半生的夫妻——不，是母女。

是的，那是一对母女椅，在我六岁的时候，它们经由一个板匠的手进入人间，来到我和母亲的生活。我的母亲是一个乡村教师，皖南多山，大大小小的村子散落在山的褶缝和凹处，仿佛丛林里任意生长的蘑菇，一条山路盘山绕水串连着村子，除了天空旋飞的山鹰，没有人能看到路的尽头。母亲就在这样的村子里教着书，从十八岁到五十八岁，用四十年的人生脚步丈量着这条路的曲折与长度。

我是在母亲三十岁的时候出生的，仿佛一个意外，其实是冥冥之神有意的安排，母亲太孤单了，在那样深的山里教着书，一个人，长年累月的一个人，除了脚边的影子再也没有个伴儿，于是命运就给她派了一个做伴的人——另一个酷似她的小影子。母亲对于我的到来并不喜悦，甚至很懊恼——她已经有了一个尚在学步、需要喂养和照料的男孩子了，没有精力再照料一个更小的婴儿。在我还是颗脆弱的胚芽附着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，她曾用从山坡上往下蹦跳和挑重担压迫的方法试图摆脱我，摆脱这个给已经够麻烦的生活增添麻烦的意外，只是上天的意志并不以她的意志改弦易辙，秋天的时候，我像熟了的果子从她的枝桠上落到地面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仍然频繁地梦见小小的自己走在那条弯来弯去没有尽头的山路上。山路是寂寞的，少有阳光，也少有行人，除了正在草丛里生蛋的野雉和树冠端坐的弥猴，大半天碰不到一个路人。我和母亲大概是这条山路最常见的身影了，每到周末，母亲会挑着担子走在前面，我背着小小的布包跟在母亲身后，从正午走到暮色四合才能到家——家里住着哥哥和奶奶，父亲不在家，父亲在更远的山那边工作。

（美术与诗歌欣赏）

为什么我爱你，先生？

因为，风从不要求小草

回答为什么他经过

她就不能动摇。

因为她知道，而你

你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

有这样的智慧

也就够了。

电光从不询问眼睛

他经过时，要闭上

因为他知道，他说不出

有些道理，难以言传

高尚的人，宁愿会意。

朝阳

先生，使我们不能自己

你是朝阳，我看见了

于是，所以

我爱你。

诗歌选自《狄金森诗选》

为什么我爱你？先生----

狄金森（1830--1886）美国女诗人，作品淡雅，温婉，含蓄。

黑白线条的柔美女人|Vladimir Shorokhov绘画作品。

我生于一个特殊年代，一九五七年。那一年，中国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。一九六七年我十岁，又迎接了一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中国人称它为动荡的十年。在动荡的十年里，虽然我还是个孩子，但也体味了那表面轰轰烈烈，实际却空旷饥馑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我说的空旷饥馑是指文学的沉寂，也许没有比文学的沉寂更悲惨的时刻了，它意味着人们心灵的枯萎。我和我的许多同代人，幼年时很少有当作家的奢望，那时候文学对于我们仿佛在天边游走的一团迷雾。文学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然而我们和当代文学毕竟还是发生了联系。也许，正象充裕富有能使人懒惰起来，空旷和饥馑倒使人勤于寻求，动荡的年代迫使我们过早地去思索人生，荒芜枯燥的生活反而培育了我们对美和人性的特殊敏感。一个年轻的心灵艰难地敞开着，顽强地渴望诉说自己的内心。

高中毕业是我人生道路的第一个十字路口，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从城市到到农村当了农民。当时，中国的一切都是真假难分，农村也是一样。但在那贫弱而又丰沃的土地上，在繁重而又艰苦的体力劳动中，我还是看见了那明丽的天空，看见了河水是怎样静静的梳理着河底的金鱼草，儿童们是怎样编起草叶当戒指。我看见，只有当收获季节，农民把口粮扛回家时脸上才会出现那少见的天真的微笑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铺垫得厚重起来，这土地上埋葬着五千年来死者的喜怒哀乐，也掩盖着亿万人的真情实感。真诚，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泯灭。我感到有话要说，说是不够的，还要用笔写下来。说什么，写什么，怎样写，伤痕，揭露，朦胧，大家寻找着，探索着，然而真诚却是大家共同寻求的，因为它是人类共有的天性。我以为我是在用真诚的心追寻人生的喜怒哀乐

兰亭点评：

Max Mara这个品牌过去不太知道， 现在，稍稍有所了解，一家以女式大衣起家的私人服装公司，如今已经将势力伸展到五大洲，在中国也稳步地拓展地盘，挤入了了国内高端女装的销售领域。在女式服装品牌林立的当代，其成功靠的是什么？

我带着这个疑问曾经去它的总部，进行了一些了解。

意大利人做事，外表看上去，不是很经意，他们喜欢假日，阳光，沙滩和美食，不像国人随时随地都想着业务和生意，将生活和享受都牺牲了。

但是，我看他们玩与做事，分得很清楚。玩就尽情地享乐，做起事情来，则比我们认真细致，尤其非常执着，坚持不懈，一件事情，一个产品，我们往往浅尝则止或者遇难而退。他们不是，就是做帽子，或者做鞋子，可以干一辈子，然后还要传给儿子，孙子，祖祖辈辈做下去，因此他们家族企业很多，一代又一代人地钻研，精益求精，能不出好东西吗！

阿切里．玛拉莫迪先生是一位意大利会计师，但他喜欢服装制作。于是利用业余时间，为女士们制作了第一件大衣，深受顾客欢迎，订单接踵而来，从此，开始一点点扩大生产，在他的家乡小城，拉焦.阿米利亚，创立了 Max Mara公司。此后，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，如今的Max Mara已经由玛拉莫迪先生传给了他的儿女，可喜的是儿女们不做富二代，而是做奋斗的二代，世界上多了一个装点女人美丽的服装公司。

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男装和女装公司，可是，为什么都做不长呢？看一看玛拉莫迪先生的Max Mara应该得到一些启示。

经历了两代人的奋斗，如今，此家公司覆盖了全世界五大洲，有女人处，便有Max Mara。

久石让,在中国有许多音迷，去年在中国的音乐之旅几乎场场爆满。

有幸在北京，欣赏了他的精彩演出，留给我们除了优美的旋律，便是心灵的震撼。

由于客观条件所限，在京演出远没有在东京武道馆的演出阵容。

所以，如果喜欢久石让的音乐，不妨将此篇现场录影收入囊中，慢慢欣赏，细细品味。那种细腻温婉，那种宏阔气势，那种回肠荡气，所有这一切，如果你喜欢音乐，错过了真是可惜！

如果看过姜文的《让子弹飞》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就是出自久石让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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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偶然读到一本书《湖南骡子》，作者何顿。

我觉得书名很怪，北方人常常将骡子作为贬义词，拿来骂人，取其杂种之意。

想不到，湖南作家何顿先生竟然将自己的乡党，集体性地冠以骡子的称呼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里的一天，我带着我弟何天亮在枫树下看蚂蚁打架。那一群群蚂蚁发了疯地往前涌，都要打头阵，全然不顾生死地拼咬，看得我们很过瘾。那一年的乡下，特别炎热。

小说就是如此拉开序幕的，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宣布投降了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！由此揭开了何家几代人长达百年的艰苦顽强，坚韧不拔的历史画卷。

湖南人，是一群敢于拼死的人，他们有一种斗狠，倔强，霸蛮不屈的性格，在抗日战争中，表现得尤为突出，长沙会战，可歌可泣。

南京大屠杀的那支日本军，一路打到长沙，就无法逞凶了，如同恶浪撞上了岩石，被抵挡了下来，甚至被几十万长沙军民狠狠地打残了。

我忘记了是谁说的这句话：湘人不死，中国不亡！

真是掷地有声！

历史学家孙春龙说，二百万湘江子弟去抗日，大多没有回来，二百万人就有二百万母亲，她们义无反顾地贡献了自己的儿子啊！

提起湖南，我们会想起许许多多近现代湖南的名人，曾国藩，左宗棠，谭嗣同，黄兴，毛泽东，刘少奇，彭德怀等等，没有湖南人，中国的近代史一定是别个样子。

如果说中国需要脊梁，那一定不能缺少湖南人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湖南人的骡子精神，过去需要，将来也需要。

　　记者： 您写《湖南骡子》的创作契机是什么？

　　何顿：二00二

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，我们向七十四年前的遇害同胞致哀！

我每次去南京，都是到南京分公司办公，来去匆匆，对南京的名胜古迹，很少涉足。但是两个地方我去过，中山陵和大屠杀纪念馆。

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很神圣的，中山先生开启了共和之门，没有他，或许中国还在封建帝制下徘徊。

大屠杀纪念馆则是中国的沉重记忆。

我去过两次，一次是空手去的，觉得很对不起那里被纪念的冤魂，后来，再去时，特意买了一束纯白的菊花，寄托我的哀思。

面对那些残存的白骨和渐渐退色的照片，面对三十万惊人的数字，愤怒，悲伤，痛苦一起涌上心来，百感交集，交集百感！

第一次，同行的还有了两位德国客人，他们看得很仔细，拍了不少照片。

我们一起讨论起三十万这个数字，我说，一些日本人，纠结这个数字，认为不准确，没这么多，因此认为这个屠杀是虚构的。

他们说，这是一种虚伪的借口，数字多几万少几万，只能说明屠杀的规模，不能抹煞历史存在的事实，这样大规模的屠杀是无法虚构的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面对，不承认，那就丧失了作为人类的起码良知。

他们还说，一个理智的民族，不该掩盖曾经的错误，否则还会重蹈覆辙。德国一次大战之后，总觉得委屈，才踏入二战的灾难之中。

我说，中国人很赞赏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倒在犹太纪念碑前的举动，但是，日本至今还没有一个首相，作出这样富有感的举动。

他们说，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，是很深刻的，并且有立法，跟法西斯彻底决裂。其实这样对德国好，不让法西斯再抬头，不让它再危害德国。你知道，信仰